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访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唐培吉

 他被誉为党史学界的“拓耕老牛”。60年来，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领域辛勤耕耘，三千桃李、著作等身。同时，致力于新学科的开拓，1986年首次提出建立“上海学”，得到政界和学界的支持，其后倡建“延安学”，被传为佳话。

　　他就是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七一前夕，本报记者特地采访了他。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过程中，这位满头银发的长者语速轻快，思维敏锐。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绝非偶然

　　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至于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诞生则是偶然的。作为“上海学”的创建者，您是怎样看的？

　　唐培吉：上世纪20年代，上海成为国际大都会，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纷纷来沪。上海是近代革命的摇篮，具有爱国主义传统。鸦片战争时，吴淞炮台战士英勇御敌；戊戌变法期间，强学会、广学会在上海首先创立，变革之风兴起；武昌首义，上海同盟会呼应，打败清兵。

　　从地理环境看，上海地处南北海岸线中端，海陆交通运输线密如织网，通讯设施发达，可与中国近一半的人口取得联系。这为联络、宣传、会议准备等提供了便捷条件。从政治环境看，虽然“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但北洋军阀的重心亦在此，军警力量强大，统治严密。上海由西方列强、地方势力分头管理，政治氛围较为宽松，有利于开展建党活动。

　　最为关键的是，当时上海工人之多、集中程度之高占据全国首位，工人阶级觉悟更高。有诸多主客观条件的支持，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是必然的。

　　处理重大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

　　记者：日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在细节上有所补充，在评价上有所突破。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强调将其放在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视野中来衡量，相对淡化阶级和革命色彩。请问，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唐培吉：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其阶级性、政治性、科学性，三者统一，不应将其分割开来。

　　《党史》二卷详细阐述了党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奋斗的历程；广泛吸收研究新成果，充实了许多历史细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作出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绩。

　　同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摆脱了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线的“左”的观点和方法，更加客观地从当时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入手作实事求是的评价，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应该看到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受到的压力、面临的任务世所罕见。“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样分析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艰辛和挫折，更令人信服。处理重大历史问题，要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宜粗不宜细”。

　　历史虚无主义导致“思想变乱”

　　记者：有人觉得“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因而历史研究都应存疑。您赞同这一论调吗？“历史怀疑论”会产生哪些危害？如何增强主流观点的说服力？

　　唐培吉：我不赞同这一看法。这与“历史虚无主义”一样，是在怀疑历史、否定历史，极其有害。一使人们没有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任意颠倒黑白；二让人丧失理想、信念和信心，导致“思想变乱”，这亦是苏联解体的重要诱因；三会在本质上否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增强主流观点的说服力，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解释历史。要宣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亦是由人民书写的。

　　学习和研究党史应注重以史为鉴

　　记者：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全面了解党的过去，其魅力和作用体现在哪里？

　　唐培吉：西方学者的这句话实质上是呼吁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新形势下，学习和研究党史应注重为现实服务，为建设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借鉴，以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及历史教训来影响广大党员和干部。

　　应该说，党史研究并不总是严肃、死板的，更不会枯燥。了解党史能够帮助人们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切感悟民族责任和爱国传统，从而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

　　我始终相信，历史能增加人的智慧和思想力量。它对过去的社会经验进行总结、提炼，使人看得更高、更远、更透彻，不因一味拘泥于眼前的利益和具体问题，而影响改革发展的自觉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