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黄苇町谈党的光辉历程和优良传统

“庆祝建党90周年理论大家谈”系列之四

    [人民网]: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与启示，总结90年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十二五”规划纲要落实提供理论支撑，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建党90周年理论大家谈”系列网上访谈。

　　[人民网]: 6 月3 日 上午10：30，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黄苇町将做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题，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欢迎网友踊跃参与，并积极提问。这是“建党90周年理论系列访谈”的第五场。

    访谈摘要

    ·黄苇町：党内民主需制度保障
　　·黄苇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黄苇町：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
　　·黄苇町：陈独秀三父子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型
　　·群众工作：党的起家资本、看家本领、发家途径
　　·黄苇町：权力集中、思想僵化是苏联解体重要原因
　　·抗美援朝的意义：为我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建设时间

    ·建党90年总结：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黄苇町：新时期党的人民性在于寻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主持人]:各位网友，上午好，欢迎收看人民网视频访谈。再过不到一个月，我们即将迎来建党九十周年的纪念日，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光辉历程当中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为迎接建党九十周年，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回顾学习党的光辉历程、继承发扬党的优秀传统，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名经济学家、党建专家黄苇町教授作客人民网理论频道，以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为题和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欢迎各位网友积极参与。首先请黄教授跟网友们打声招呼。

　　[黄苇町]:谢谢各位网友的关心，今天有机会作客人民网，我也感到很荣幸，和各位网友进行交流也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

　　[主持人]:首先我们还是回答网友一个问题。网友说，请您结合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程谈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体现其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在当时国民文化教育素质很低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就涉及到党史开篇，建党初期的问题，请您给网友们回答一下。

　　[黄苇町]:我们党首批53名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其中北大的师生和校友就占21名，而工人出身的党员其实只有一个人，叫郑凯卿，他还不是产业工人，是武汉文化书院的一个工友。但是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鲜明的，建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民意组织党员深入工人区，创办工人夜校，从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入手来启发阶级觉悟。而工人运动有了党的领导立刻蓬勃兴起，从1922年初和1923年初，我们党领导的各种工潮就有100多次，包括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原五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等，参加者超过30万人，这对于无论当时只有两百多名党员的我党来说还是只有两百多万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来说，这种动员群众的规模和能力都是世所罕见的，所以也成为了我们党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

　　[黄苇町]:而我们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几位领导者，除了广州农讲所第二任所长毛泽东他出身富农外，其他都是出身地主家庭，这个不奇怪，要是那时候家里没有几个钱就很难外出读书，更别说接受马克思主义了。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他们家的佃户就超过了1500人，他留学回来已经当到了县教育局局长，可是却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他甚至直接带人来分自家的地，这块给你了，那块给他了，把家里人给气坏了，却被农民称为“彭菩萨农民王”。广西的“韦拔群”，他家也是当地的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他们家的牛群之多导致有的牛因为拥挤踩踏致死过了很长时间都不被发现的程度，可是他也开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给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拔哥”。

　　[黄苇町]:湖南的夏明翰则出身豪绅家庭，世代为官，他却当了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就是他就义前的绝笔。这几位当时都很年轻的共产党员，是我们党联系农民群众的最早纽带，那个时候的农村，文盲要占90%以上，而且生活环境闭塞，除了逃荒要饭，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无论给他讲马克思主义还是劳工权利，他们都很难听得懂，更别说理解和接受了，真正吸引这些农民的，是这些共产党人极其另类的表现，他们是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变卖祖产，直到为了贫苦农民的翻身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黄苇町]:是什么使他们变得如此与众不同，所以人们才开始认真地听他们讲的道理，琢磨道理在哪里，琢磨他们的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是先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共产党人，那么在中国的乡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产党人，而后有马克思主义。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群众正是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从他们所作所为中第一次认识到我们党的，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

　　陈独秀三父子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型

　　[主持人]:我们知道，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请您举例说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如何坚持这样三大作风的？

　　[黄苇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这个结合的产物就是毛泽东思想。早年的中共，应该说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还缺乏深入认识，而共产国际一方面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多重要援助，另一方面也施加了很多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90%，有的白区的党组织甚至损失了百分之百。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才逐步走出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才创立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革命战争方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后来的反蒋统一战线。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黄苇町]: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你就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尤其重要。应该说，我们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党的五大选举的29名中央委员里，有3个人出自同一个家庭，就是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桥年，当时他们也都还不到三十岁，按照现在有些人的思维，作为“官二代”，他们提拔这么快，肯定和当总书记的父亲的影响有关。实际上，绝大多数代表都认为，他们的当选是实至名归的，父子关系也可圈可点。陈延年是当时中共的广州区委书记，作为大革命的中心地区，他所辖的当时占到了全国党员的35%，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当时陈独秀本来是准备组织左派反击，但是在共产国际压力下被迫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当时广东很多党员都想不通，陈独秀就给陈延年写了封信，他在信里引用了“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这么一个典故，来规劝他的儿子说不要违反党的纪律，但是陈延年仍然在区委会议上对中央派来的代表张国焘表示自己明确反对，他说虽然我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是我必须坚持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而陈乔年在五大之后代理“李维汉”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在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就发言说了，他说我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遭受挫折，也使我哥哥延年、李大钊和赵世炎等同志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后来他调任江苏，就去看望那时候已经被解职的父亲，当时苦闷中的陈独秀看到儿子非常高兴，但是话语间对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到自己身上颇为不满，陈延年却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地对他父亲说，爸爸，就不说共产国际，你自己对汪精卫过于轻信，于大革命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党必须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而这次长谈竟然是父子间的永诀，不久后，陈乔年也不幸被捕，被蒋介石下令杀害的时候，年仅26岁。

　　[黄苇町]:下面我再讲一个我们党内开展自我批评的典范，1930年，蒋阎冯新军阀大战爆发，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错误地估计形势，要求城市地下党也趁机暴动，并且调全国红军去攻打大城市，这个盲动路线很快碰壁，红军和地下党都遭受了重大损失。李立三也被要求去莫斯科做检查，当然他被免职了，可是当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听完了他的检查就纷纷评价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诚，他对自己的错误没有任何文过饰非，对党造成的损失非常沉痛，给他作出的结论是没有两面派手段，他的这个检查是真诚的。东北解放以后，中央同意他回国工作，但是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名气太大了，不好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就开始他的化名叫做“李敏然”。哈尔滨的领导人，当时还不太清楚，看莫斯科回来这么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布尔什维克，就说你给我们高级干部讲讲党史吧。李立三就很痛快就答应了，可是党史那么长，讲哪段呢？李立三想了想就说，我就讲“立三路线”吧，他就在会上分析了“立三路线”产生的原因、领导人的责任、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等。讲完以后，场上一片称赞声，说这果然是莫斯科回来的，水平就是高。这时候有个干部就举起手来，就问了，您把犯错误的领导人的心理活动都讲得那么详细，你是怎么知道的？报告人的回答都让全场都意外，他说我就是李立三。话一出口，当时所有人的表情都凝住了，谁都没有想到，就是李立三本人在讲“立三路线”。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会场上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很多人多少年以后回忆说正是通过听那次党课，我才知道什么是一个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新时期党的人民性在于寻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主持人]:我们说在三大作风当中，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最大的优势，网友就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阐释我们党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还有第二问说，您认为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之间保持一致？

　　[黄苇町]:中国革命有三个公认最艰苦的时段，长征时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时期，特别是抗联，孤悬敌后14年，牺牲的师以上的干部就达到上百人，所以那时候经常没有饭吃、没有冬装，伤病员也没有医药，如果不是群众豁出命来接济，也许我们一天都没法存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同志说，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党十万干部战士出关，三年以后变成了百万大军入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适时开展了土地改革，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光东北解放区就有160万人穿上了军装，淮海战役的时候，表面上是我们60万我军和80万蒋军的对决，而实际上各地踊跃支前的民工达到了543万人，平均每名战士背后就有9个民工，其中随军行动的民工超过80万人。小平同志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作为淮海战役的统帅，他这句发自肺腑的话是有深厚的历史内涵的，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体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的根本统一。

　　[黄苇町]:在这一点上，刚才您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新的时期来我们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应该说，随着现在经济社会的转型，现在是社会上有什么成份，我们党内就有什么成份，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对共产党员的党性的一个基本要求，而且我们还要正确地把握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的共同利益，不同特殊群众的具体利益的关系。包括在有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简单地讲少数服从多数都是不行的，你必须通过协商，尽量寻找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用句初等数学的话，就是要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否则你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在这里，对群众的感情很重要，因为感情决定态度，感情产生动力。我们很多同志都知道小平同志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实际上这句话原来是“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白猫”，是引进波斯猫以后才出现的。小平同志什么时候讲的这句话呢？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小平同志下去调研，面对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他心急如焚，他提出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生产出粮食来，不要让我们农民被饿死就行，他是在这个背景下讲“黄猫黑猫”的，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提出来的，尽管他以后两次被打倒，第三次复出还是提出要为人民做事，而不是做官。他在三中全会前去东北视察时，一路上看多讲少，最后他对辽宁省委负责同志讲了七个字，“我们对不起人民”，作为一个党的主要领导人做出这样沉痛的自责是前所未有的，也说明他对人民群众的非常深厚的感情。

　　[黄苇町]: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现在确实也有一些干部，原来是群众的一员，但是现在随着地位变化、职务升迁，对群众的感情越来越远，有时候作风粗暴，甚至采取非理性手段，造成矛盾激化。更有个别党员，受所谓官场“潜规则”，认为眼睛向上才能上去，眼睛向下只能下来，领导喜欢的会进入领导层，群众喜欢的会留在群众中，因为他只怕上级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以作秀来代替做事，势必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也不符合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主持人]:我们说在党的历史上，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形成了很多精神，有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等。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多精神？这些精神是不同时期共产党员精神世界的反映，这些精神有哪些共同点？这些精神对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有哪些启发？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黄苇町]:刚才你讲的这几个精神，实际上都是我们党在革命阶段形成的精神。像我们讲的井冈山精神，应该是中国革命之源，因为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斗争环境非常艰苦，在这样情况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理想信念应该说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长征精神是为井冈山精神的发展和弘扬，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特别能吃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在长征途中处处表现出来了。延安精神的内涵就更丰富了，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理论联系实际也成为共产党人精神的重要新特征，而西柏坡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最后一座农村指挥所，它的精神核心就是坚持两个务必，迎接新的考验。这些精神的共性特点，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这也是中国革命精神，是我们党新时期要发扬光大的重要精神财富。

　　抗美援朝的意义：为我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建设时间

　　[主持人]:网友说，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久，我们遇到了第一件大事，就是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网友想问，抗美援朝对于新中国的胜利以及以后的发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黄苇町]:首先我们说，抗美援朝战争开创了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被一个技术装备相差悬殊的军队打败的纪录。我们志愿军刚入朝的时候，为了保密，有的穿着撕掉了肩章的朝鲜人民军的军装，有的穿着撕掉了胸章的解放军的军装，而且手持是落后的武器，还不如当时苏式装备的朝鲜人民军。所以，联合国军看到以后以为是临时动员的北朝鲜预备役部队，还不是正式的，但一交手，就大为震惊，这支只要冲锋号一响，就迎着密集炮火冲锋的队伍在气势上首先把他们压倒了，虽然美军一个团的火力超过志愿军一个军，美军一个军的汽车比45万入朝志愿军的汽车总数还多，但战场上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就是用最现代化装备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坐着汽车在前面狂跑了三百公里，拿着三八大盖的志愿军用两条腿在后面猛追了三百公里，美国第八集团军部司令沃克中将也在难逃中慌不择路，翻车而亡。而我们志愿军的第九军团接到命令紧急入朝的，很多人还没配上棉鞋、棉帽，当时在“长津湖”地区零下40度的严寒下就只好用毛巾裹着头、用毛毯裹着身子，可就是这支部队，击败了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陆战第一师，而这个师是在瓜达尔岛，全歼决死的顽抗日军而誉满天下的。而九兵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全军冻伤减员22%，其中冻死四千人，很多被冻僵的战士还保留着跃居冲锋的姿势。说这到底是一支什么部队？身经百战的“麦克阿瑟”都惊讶的合不上了嘴，他感到是遇到了魔鬼，因为这支部队的作风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不知道，这种作风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养成的，这是我们的党魂、国魂、军魂。在三年多的朝鲜战争中，就在这么一个狭长的半岛上，双方投入的兵力最多达到三百多万，有三个空前，一个就是兵力密度空前，敌人空中轰炸密度空前，第三个就是战场火力密度空前。我们也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作战伤亡将达37万多人，但是这一战的最大意义就是使世界上再没有任何战争狂人敢轻易打中国的主意，为我们赢得了长期的和平建设时间。

　　[主持人]:网友对历史问题非常感兴趣，有位网友提了关于中共八大的问题。说中共八大是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您如何评价中共八大？如何正确地评价和看待八大通过的重要的决议？

　　[黄苇町]:八大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思想，一个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还提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文艺和科学的总方针，提出了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提出在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关系，还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健全民主集中制。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党的八大路线的基本方面应该说都是经得起考验和有创新精神的。遗憾的是，由于后来国际国内出现的复杂情况使八大路线未能在实践上坚持下去。

　　[主持人]:网友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曲折发展、探索前进，这个时期又涌现出了一大批这样的精神，他说有两弹一星的精神，有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您如何阐释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人这些新的精神？

　　[黄苇町]:这些共产党人精神的都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愤图强，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精神的产生是和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党所面临的特殊的国内外形势的产物。美苏对我们越封锁，国民经济越困难，人民就越团结在党的周围，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是好的，人和人之间是相互关心、帮助的，人们对党的感情也是朴实的，党的干部也是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也是一直延续下来的。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会如此深入人心，会获得全社会的普遍共鸣。所以我觉得，党史二卷说的一段话非常好，他提出了，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党内民主需制度保障

　　[主持人]:网友提到，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在实践民主中学习民主，在学习民主中实践民主，从全国解放到党的八大，是我国民主实践获得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时期，回顾这个时期，党内民主和人民群众的曲折发展历程有什么样的历史内涵，对当前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黄苇町]:在这个时期，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民主政治新局面，包括很多建国大计都是民主党派提出来的，比如说中央原来打算把国名确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有先例，像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张自忠将军提出来了，共和这两个字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再取民主就重复了，应该把“民主”两个字去掉，毛主席听了就欣然接受。当时有56个中央政府委员里民主人士就占了27个，其中很多人担任的都是要职和正职，所以宋庆龄当时很感慨地说，这是历史的跃进，当时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政治氛围。

　　[黄苇町]:可是当以后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四年的“三大改造”，由于进展意想不到的顺利，包括朝鲜战争都没有阻止我们经济建设的步伐，就使我们领导人认为，搞经济建设并不比打仗难，这时候在党内急于求成，听不得批评的一种情绪也在增长。这样的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就导致了浮夸风的盛行。1958年的大跃进，在湖北首先放出了一个水稻亩产三万多斤的卫星，到了广西，又放出了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只有热晕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话，可当时公开登在党报上，却没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因为年初以来不断批评反冒进，连周总理都做了检查，其他人谁还敢讲话？可接着就是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六十年代初，为了减少城镇的粮食销量，当时不得不精减职工，动员在大跃进期间扩招来的农民和部分居民回乡安置，那时候还不是农民工，是直接招工了，他也在家里，都进了城了，那时候粮食困难，减少销量，就在精简职工。周总理当时非常动情地说，这不只是伤筋动骨，每一刀砍下去都血淋淋的，没有办法，否则国民经济就会被压垮。很快一下子减去两千万人，连这些人带他们的家属，对新旧社会两重天还记忆犹新的进程中，体量国家的困难，就默默地收拾行装，携儿带女走了，两千多万人口从城市回到农村，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做不到的，所以当时毛主席非常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真好啊。

　　[黄苇町]:应该说在党内民主的发展史上，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个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当时粮食全面告急，直接管粮食的李先念副总理就不得不向各地的负责人抱拳作揖，他见到一个省委书记来北京，他就给他抱拳作揖，他说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可是当时每个省都叫苦不迭，因为各地都非常困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就向毛主席建议，他说粮食问题不能光找省委书记，说省委书记也要靠管农业的地委书记来做工作，他建议干脆把地委书记都找到北京来开个会，中央直接和他们谈粮食问题的严峻形势和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毛主席想了想说，地委书记也要靠县委书记做工作，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说前面一段很多人挨了批，气不顺，我们开个出气会，大家气顺了，思想通了，问题就好解决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七千人大会是被粮食问题逼出来的。

　　[黄苇町]:在会上，刘少奇就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分析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最有名的就是大家知道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主席也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强调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这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内民主发扬的比较充分的一次大会。有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吃饭是十个人一桌，大锅菜，坐满了才开饭，饭票丢了也不行，你要丢了饭票这一顿你就饿着。即便是中央领导人在开会期间下到各组去参加讨论，吃饭的时候你也要把你这张餐卷拿出来凑齐这十张才开饭。那时候每次吃完饭以后，不论主食还是副食都是光光的。这样中央召开的全国性会议都是这样，充分说明了粮食形势的严峻。可是大会通过发扬民主，纠正了很多“左”的错误，特别是采取了一系列受农民欢迎的政策，突进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分针的贯彻落实，全党上下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经济好转的速度也出人意料。当时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对形势估计的比较悲观，认为农业被破坏得这么厉害，就是从现在抓起没有五年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可是才过了三年，到1965年的夏天，北京已经出现收购的鸡蛋太多，冷库里放不下，分配任务，给副食店的售货员，让他们上街去叫卖煮鸡蛋，那时候西红柿多得堆成山，有的时候两毛钱都可以买一堆。但不幸的是，民主空气也随着经济好转而消失了，特别是1965年11月，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当时有位省委书记已经敏感到党内要出非常事态，他很痛苦地说，我刚吃了几天饱饭，又要折腾吗？而党内民主再发展的时候，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当时也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我们由此也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是我们事业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容易出现忽视民主，甚至滋长“一言堂”的倾向。当遇到比较多的困难，需要依靠干部群众共渡过难关的时候，党内民主就能得到比较大的推动。

　　[黄苇町]:第二，党内民主还缺乏刚性的制度和机制保证。主要领导人民主作风好的时候，党内民主就能够得到发展，主要领导人破坏民主时，党就没有力量及时纠正。而在今天，当我们事业正如日中天，党内外领导受到国内外广泛赞誉的时候，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强调要积极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使之制度化，就反映了我们党在政治上已经走向成熟。

     权力集中、思想僵化是苏联解体重要原因

　　[主持人]:大家都知道您在10年前出过一本书，叫《苏共亡党十年祭》，实际上对于苏联的经验，从毛泽东时期开始，以苏联的建设和改革的教训为参照系，中国逐步发展起了自己的一套东西，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自己一套治国的方略。在20年后，您如何反思苏联的解体，苏联的解体对开展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样重要的警示和借鉴作用？

　　[黄苇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比我们早很多年，他们1917年革命就成功了，而且那个时候它的工业基础也比我们好。1913年的时候，苏联的工业就占了世界的第五和欧洲的第四，而我们直到二战结束以后还属于第三世界的穷国。而苏联作为列宁的故乡，应该说它搞社会主义的时间也比我们要长得多，到了1970年的时候，全世界每四个科学工作者之中就有一个在苏联。所以，苏联既不缺懂马列主义的专家，他也不缺懂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的专家。为什么我们能在建国三十年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而苏联却走向败亡了呢？我觉得这里面造成的原因复杂，但是权力过度集中再加上思想僵化保守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苏共曾经面临很多次改革机遇，但是它都失之交臂，十月革命以后，包括列宁在内很多领导人都曾经想直接从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把余粮征集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书记商品、生产资料统一分配、企业国有，想按照这个路走，是马克思对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结果引起了农民强烈不满，因为当时给农民的工业品还不到收集的粮食价值四分之一，等于从农民那里白拿，最后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最严重的就是1921年发生的格兰士塔德的水兵叛乱，因为水兵一直是布尔什维克党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夺取政权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弗乐尔号巡洋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主要指的是阿弗乐尔号轰击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那一炮，是一个划时代的炮声，可是我们很多同志并不知道。在三年多以后，它的炮声又响了，不过这次瞄准的是红军。虽然这次叛乱被六万红军镇压下去了，但是使列宁也受到了非常大的震动，不得不反思当时苏维埃政权的一些做法是否正确。

　　[黄苇町]:所以，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这个条件提出来的，它最主要的内容，一是采取了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征集制，剩余粮食允许农民拿到市场上去交易，同时又允许雇工，允许建立个体私营经济，应该说这个做法是符合当时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所以很快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按照列宁的想法，新经济政策至少应该推行二十五年，但是等列宁去世以后，不到五年，斯大林就把它取消了，因为他始终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资本主义倒退，说现在我们不需要倒退了，我们有条件了，要搞全盘集体化，搞国有化。

　　[黄苇町]:卫国战争胜利以后，从欧洲回来的红军战士也亲身感受到了苏联的落后，那时候改革的呼声也很强烈，有些地方就实行了包产到组，在乌克兰得到广泛推广，而且领导层中有些人也提出了应该保留商品和价值规律作用，我们都可以看到后来改革的萌芽，无论在农业上，还是在发展市场作用上，还有个体私营，都可以看到一些萌芽。可是斯大林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已经证明了苏式社会主义，结果改革流产了，而主张改革的，有的被撤职，有的甚至被枪决。这是苏联的改革，夭折了。

　　[黄苇町]:赫鲁晓夫执政11年，从表面上看是改革的11年，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有新招，可是由于他的主观随意性非常大，导致改革大起大落，特别是他贸然把各级党委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我们的改革始终坚持改革、发展、稳定并重，先试点，后推广，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最终取得重大成功。还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晚期，僵化保守就成了他当时执政的主要特征，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导致了全球油气价格暴涨，而苏联是油气储备最多的国家，而且它还是主产国，油气价格暴涨对它来说就如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就更助长了他不思进取的心态，在巨额的石油收入下，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问题就被掩盖了，因为他有钱了，粮食生产不了，就从国际市场买嘛，最多的时候它从国际市场上买的粮食来解决居民三分之一的需要，它的农业就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了。而且这样这样的话和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开了，特别是当时正值新技术革命兴起，苏共由于当时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屑于跟着西方跑，又一次错失了发展机遇。

　　[黄苇町]: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发展到极端了，两年四个月中，就有三位苏共领导人先后病逝，这不仅刺痛了党员群众的心，也让人们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了信心。有人编政治笑话说，召开党代会时，会议主持人宣布议程时说，一、大会代表全体起立。二、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意思是说总书记已经老得不能动了，也开不了口了，可还是死抓住权力不放。但正是这时，邓小平同志首先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带头从一线退下来，从此形成了我们党内正常的新老交替机制和领导干部任期制，保证了党的事业的生机和活力。最后，思想解放，推动了理论创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关注和改善民生，这样就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而苏共领导人却陷在死搬教条中。

　　[黄苇町]:当时也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去巴库做报告，结果当时忙中出错，助手递给了他另一次会议的报告，因为差不多，里面都是一样的套话和空话，他念了很长时间还没发现，结果助手发现了，赶快把报告递给他，换下来，当然很尴尬了，为了掩盖尴尬，他笑着说，同志们啊，这可不怪我啊。以至于后来广泛传一件事，勃列日涅夫去机场迎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说亲爱的和尊敬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助手提醒他这是撒切尔夫人，他也不听，还照样念这一段，后来助手急了，上去纠正他，他就急着了，他说我也知道来的是撒切尔夫人，但是这上面明明写着的是英迪拉甘地夫人。这种僵化、保守，最后苏联的那套说教，应该说对苏联群众失去了兴趣，这种情况下，当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当时大量西方意识形态的涌入，加上它本身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败亡，并不是偶然的。

　　[黄苇町]:有比较才有鉴别，对比苏共的历史教训，我们党的改革创新，不仅创造了中华民族新的辉煌，也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走出了苏东剧变的低谷。所以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改革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群众工作：党的起家资本、看家本领、发家途径

　　[主持人]:网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党中央特别强调社会管理，要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网友就想问您，如何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历史上一些行之有效的开展群众工作的一些优秀传统？怎样在新形势下不断地创新？

　　[黄苇町]:群众工作对于我们党来说，第一是起家资本，应该说如果没有群众工作，就没有我们党的生存和发展。第二是看家本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就，都是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第三是发家途径，不过这个“家”现在不是指每个党员干部的小家，而是要使13亿人都跨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个大家。在这一点上来说，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里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要相信，第二叫摆正自己和群众的位置，例如我们当前的民生投入，用的也是纳税人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所以我们在为群众办实事上，不能有恩赐思想，更不能借口办实事而进行脱离监督的不规范操作，大家都知道，只要不规范，就容易出现腐败的机会。我们要做到大家的事大家办，必须坚持大家的事大家议，这样才能兼顾最多人的利益，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这样才能实现民生工程惠民、利民的初衷。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发现，很多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多数都是少数人甚至个人说了算的产物。如果他有一个很正常的民主程序，这些东西多数情况下都是很难通过的。而且，我们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面对群众的时候，我们要改变过去居高临下的一种强势心理，要学会倾听。

　　[黄苇町]:原来我们有些做法脱离实际的，一定要学会妥协让步，而不是政府定的事就不能改，如果脱离实际，我们就要学会妥协和让步。我们过去做错了的，就更要学会改过和道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谅解，才能取得群众工作的主动权。现在有的人看到个别干部祸从口出，就得出了应该谨言慎行，这没有错，作为一个党政干部，公职人员，应该是谨慎的。但是，治本之策，还是要真正树立公仆意识，那些说话“走火”的干部，无不和他们在骨子里就没有摆正自己和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位置分不开，我们只有自觉接受监督，才能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而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也是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必然发展趋势和必然要求，当然现在对我们的要求也比过去要更高了，因为现在很多事情和以前不一样，是同步的。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保持我们的工作主动权，必须保证政府发布的信息是及时的，权威的，真实的，这样才能提高我们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对我们提出的新的要求。

　　建党90年总结：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